陈振濂
陈振濂,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西泠印社副社长。
很高兴到淄博参加这次盛会,这两天和李部长、荣部长一起讨论淄砚文化的今后发展以及推进怎么合作?其实“淄砚”它是淄博的一张重要文化名片,它和地方文化建设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淄砚”的资源是淄博的标志性文化遗产,有很厚的历史文化积累。所以,三年前提出和西泠印社合作,可谓是一拍即合。
当初,范正红和常宗林两位找我时,我们西泠印社以前本没有“砚铭”这个发展科目,所以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提议和构想很好一一从淄博来说,它是一个地域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从我们西泠印社的角度来讲,可以成为“重振金石学”大构架里的一个非常具体的研究方向。
“重振金石学”是在2003年西泠印社百年社庆以后我们提出的一个主要学术目标。我们的第一代社长吴昌硕就有《沈氏砚林》的砚铭名作,直到今天都无法超越。所以这么多因素凑在一起,我们决定尝试一下。今天看来,当时范正红和常宗林的这个提议非常好,开拓了一个领域,有前瞻性。
西泠印社之所以提出“重振金石学”,是旨在倡导已日渐消亡的、需要存亡继绝的保存传统文化的学术项目;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做一个赚钱的产业、或者做一个交易市场、做一个买卖;而是要让它成为一门学问。这个学问在古代有,但近五十年来是几乎衰歇甚至没有了。随着国家对文物政策从禁入到开放,“金石学”又开始复苏了。当然真正复活的时间节点,和它的学说及学科界定,目前还是不够清晰的。但我们觉得“砚铭”它是以一种非常正宗的、独特的方式出现,当然这是当时的一个直觉。它自身就是一个“金石学”存在的见证。像西泠印社过去老前辈们创社的宗旨、展览、雅集甚至社址建设啊、《汉三老碑》啊,以及所做的“金石家书画展”活动等等,都是“金石学”的见证。我们第二代社长马衡,他的金石考古,他对汉魏石经和度量衡制度等文献的研究,以及他的书法篆刻,都是对“金石学”作为学科的有力奠定。马衡先生是故宫博物院院长,抗日战争时期故宫文物南迁西迁千难万险,基本上都是他主持办的。他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是一门学科存在的保障。而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根基,“金石学”才能从初期的奠基,又从古代近代转换成为现代学术理论。
从现在来看,我们作为后辈应该有这个责任把“金石学”的方方面面再化力气重振、恢复起来。在这个背景下,通过共同努力,使淄博的文化产业品牌“淄砚”的历史传统得到恢复,想法一拍即合,就可以非常美妙地建立起互动与合作关系。于是就开始定位并推动了总共三次合作,开始推进以淄砚为核心的砚铭文化。
在我们来看,西泠印社对砚文化其实是有三个层次的界定。
第一个层面是最大众的层面,【砚藏】。收藏砚就是拿它当古董、当古玩、拿它当一个非常精致的文房或者拿它当工艺美术品珍藏。这种以收藏砚为中心的覆盖层面,在现在的市场上份额最大。但它又不是一个很高端的文化目标,是直接针对砚的收藏和价值保值升值的财富而出发的。观赏爱好当然也很重要,目前大众主要是在这一块。
第二个层面是开始要关注“砚文化”。它不再是物体,它是有文化的情怀在里面。“砚文化”主要牵扯到砚台的历史、四大名砚的地位、每一个类型的名砚它所具有的特色、砚的工艺制作流派、古代名砚的掌故等等。如果它仅仅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即使材料非常名贵;比如说我们在砚台上磨墨,端砚非常好,发墨;但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它的工具意义虽大,但文化功能意义就不大了。因为它远远没有达到我们这样一个砚台收藏的文化层面。
一个好的砚台的收藏,它的形制、流派、它的工艺方式,它的砚堂的雕刻款式,以及整方砚的厚重感或精致感,这些如果都没有达到高标准,它仅仅是一个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件东西,一个“物”而已。所以到了“砚文化”,关注文化要素的追加和复合,是到了第二步。
第三步就变成了“砚铭文化”。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这里面加入铭文文字。一有铭文,它就和中国古代浩瀚的《二十四史》、它就会关连到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四库全书》、文史哲学,它就和每个人的思想、每个人的文章、每个人的诗词歌赋结合起来了。所以第一级是“砚藏”。第二级是一般意义上的“砚文化”:砚台里面“四大名砚”是怎么分类出来的,洮砚算不算?澄泥砚算不算?如果它都算,还有其他品类的砚算不算?但是那时候它还是雅玩、收藏、古董之类的概念,它还没有用“砚”进入到中国当代史或者中国古代史。我们和范正红老师和常宗林老师合作的时候,努力向“砚铭文化”的方向推进。这符合西泠印社的“重振金石学”的宗旨。“金石学”首先是“学”啊。你金和石本身物质都在那里,为什么成不了“学”呢?因为有铭文才可以成为“学”啊。碑有碑的铭文;青铜器有青铜器的铭文;正是因为有铭文在这里面。西泠印社提“重振金石学”,“砚铭文化”(而不是“砚藏”)的发展是一个比较大的切入点,当时基本就是这么一个认识水平吧。
昨天李部长对我说,希望能够有长期的合作。我们也希望长期的合作。因为我们既然已经选择了“淄砚”,那时之所以选择淄砚,是因为淄砚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第一,淄砚早在宋代的名声非常大,是在明清以后才开始逐渐消沉的。端砚也好、歙砚也好,洮河砚澄泥砚红丝砚也好,其实都一样有一个兴盛与衰退的起伏过程。在座的我们印社的董建,他在歙砚很了解,其实歙砚是已经有非常多的工艺美术大师在做这个“砚藏”的事情。所有的以“砚”为核心的工艺美术大师,端砚的、歙砚的,其实有一段时间是远远超过淄砚的。但这样一个现象呢,恰恰让我们觉得:如果你这个领域本来已经有很多的工艺美术大师,队伍庞大,他们对“砚文化”的定位发展,已经进入了非常固定的思维轨道,那么就更需要激发新的艺术思考的因素补充重塑进来,理性地改变这种原有轨道,这就叫“解放思想”。但是这样做在旧传统旧习惯来看是不可以的啊。倒恰恰是“淄砚”在常宗林的团队还有几位本地工艺美术家、也就几个人吧,大概是个位数;他们却没有多少旧有思想包袱,善于审时度势,作出适应性改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这个淄砚团队就有了进步的空间。也就是说,我们在跟你深入讨论“砚铭文化”的时候,如果你却在和我们谈一方端砚、一方歙砚或者一方洮砚的工艺和收藏价值,那其间的方向肯定是不一样的。
前段时间去甘肃去,朋友送给我一方洮砚,工艺很不错,但没有铭文,我觉得就有点意思不够了。也就是说:我认为你一定会觉得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历史来源。要有故事好讲。如果它仅仅是一个新发现的砚种,我就觉得应该还不够。然后呢,要有一个能够在这一方面又懂砚台、又懂书法篆刻、又会刻又会写的专业人士。有足够的眼光和实践能力。范正红把常宗林介绍给我们时,我当时就有一个判断:这是个理想的砚文化的角色人物。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现在“淄砚”世界里,还没有一个非常固定的长久的保守而顽固并且束缚想象力的所谓“传统”。它还没有“板结”到我们若引进一个新观念输入进去它立马就会抵触对抗的程度。比如青田石石雕非常好,但你在跟青田石雕大名家讨论的时候,他们会关注这块青田石的料子的含金量,可以卖多少价钱;或者我雕的工艺水平怎么样,这是有着根本区别的不同价值标准。
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个“石文化”的精髓再进一步注入进去时,他对你其实是会有一定的抵触的。因为他的原有惯性思维已经固化了。当然不是说谁好谁坏,但一般他会更关注自己的作品即“物”的实际存在和价值;而“文化”太虚幻,不能物化为“价格”。所以你要想到,双方的立场视角会不同,他的目标在哪里?他能不能够和你对接?并形成这样一个还可以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问题?当然今天有很多砚界行家在这里。比如一方很好的端砚,端砚的大师在上面刻字,那肯定是有“名人效应”,严重增值了。但我们可能一看,叹息“完了!”为什么呢?因为砚雕工艺大师,刻文字他并不是行家。记得我们以前受赠有一块很大的石头,大概上一吨多的一方大的青田石,他们当时想得很简单,这么大的一吨重的大石头,是重礼,应该请最有名的石雕工艺美术大师来做,而且要锦上添花,结果一做,往上刻款大概有两排十几个字,我看了后直说“可惜可惜”!为什么呢?一旦要成为印章石上的刻字款字,它和工艺美术大师的刻字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回忆。刚才我们西泠的杨剑提议说要大家都来刻砚台,这当然是非常好的用意,会大大提高砚铭镌刻的水平。但另外的反向思考也有:不是所有的西泠印社篆刻家都能得心应手地刻砚台。因为刻砚它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技艺。如果你能刻最好;但如果发动西泠全体社员都来刻砚台(当然杨剑你没有那个意思),十有八九都会是失败的。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来淄博的时候,邀请到场的社员们共同在一块砚台上刻一个名款;好多篆刻家一碰到砚台石质的坚硬都束手无策,刀都刻下不去,因为砚台石质要比印石硬很多,他们在现场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本来可以刻得非常漂亮的边款;却在砚石上刻的歪歪斜斜,刀锋都控不住。所以,我的体会:这是一个专门技艺。我就觉得既是专门的东西,当然可以试着刻款,可以成为一名水平不错的“票友”,但还是要尊重专业边界。
砚铭文字的镌刻,常宗林是专家,我们平时刻印章刻再厉害的人,你未必是刻砚的专家。今天陕西的魏杰也在场,看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认定,它这是一个轮廓清晰的专业。
那么,看我们现在这三个层次呢?其实和“重振金石学”上的题刻有着非常大的关联。这个关系其实我在想,除了文史之学以外;我们还希望砚铭文化的推广,它能够在当代分别和两个概念群产生关联。第一个群体就是“诗书画印”。是艺术家,文人士大夫“诗书画印”的风采。第二个关系,就是“金石学”。很多金石学者他可能不会篆刻,书法可能写得也很差;印章也刻得不大合适,但是他是“学者”。如果今后的“砚铭文化”有幸获得这两个群体高端人士的关注,那我们就成功了。其他的关注不关注就无所谓了。所以“淄砚”在宋代当时就有这一个基础:像宋代苏东坡、范仲淹、李清照的开端,一直到近代最著名的,就是启功先生的淄砚题字文字。启功先生是我们西泠印社第六代社长,这方面我觉得一有启老的题字,“淄砚”文化就必然具有文人气息。另外“淄砚”作为“物”的品质非常高,这样就使得我们的“砚文化”定义就有了一个基本轮廓。如果当时没有范正红和常宗林来联系的话;反省一下,也许我们未必会有向这个方向发展的举措,所以这真是一次机遇,要给范正红院长记一功。
今天在大家都振奋很满意的情况下,尤其是要特别告诉在座的地方领导文旅局唐局长,当时如果不是他们误打误撞,撞到西泠印社这里来的话,可能我们就不会想到砚铭文化对“重振金石学”有这么重要的作用;而且现在能发展得这么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需要认真总结思考的。
“重振金石学”在不断的的成长过程中,可以划出几个拥有未来发展的领域。砚铭在里面当然是重要的一块。而“重振金石学”,它首先是“学”啊!是文献、文字、文史。本来并不直接指向实际技能操作的“诗书画印”,它首先是一种学问。但这个学问的兴起,它会带动起一个庞大的经济市场。在这个市场里游刃有余,就需要储备多种本领和功夫。比如:
第一个是碑帖的【锤拓】,碑刻墓志瓦当砖铭画像石青铜器甲骨文,有年代的拓片,黑老虎。它的类型?它的各种已有的方法?它的演变历史?它的技术流派?它的代表人物?等等等等。
第二个是【题跋】:给你一张拓片,看你怎么题?在这次西泠印社编印的《金相椎痕》大画册的序言里,我们提示出有题跋“五功”说,一题跋的古文学文辞修养和题跋的古汉语史的“文”的修养,二题跋的美术史书法史的考证和相关知识修养,三题跋还有个伦常次序的位置配置的长幼有序的修养,四题跋还有个画幅中构图美学形式的审美修养,五题跋的书法字迹书卷气风雅的美的表达即风格技法修养。
这些个修养就叫《题跋“五功”说》,一张拓片上就必须有这五种要素齐全,所以说,金石学的“文化”就是题跋。
第三呢,就是【铭文】即“砚铭文化”的拓展。因为从“淄砚”入手,想到我们吴昌硕第一代社长的传世名作《沈氏砚林》。常宗林曾经还给我寄了一部《沈氏砚林》的拓本,我当时反复体验揣摩,真是精彩绝伦。那个年代的文人没得说,每个细节都是卓越!当然今天也许会更棒。但是他们肯定是样板。是西泠印社的第一代社长的金石学眼光、品味和全面的表现。这是第三个方面。
第四个话题呢?“重振金石学”的实际操作方面,是关于青铜器的“全形拓”的恢复。这个“全形拓”的技艺从清代中期乾隆嘉庆开始,到民国以后、尤其是建国以后消失了,基本上没有了。所以现在流传下来硕果仅存、还能走进“全形拓”的都是那些从民国走过来的七八十岁的老人,这些人还活着,于是这个技艺还有可能苟延残喘。如果这些人的技艺不继承,那就真的没了。所以存亡继绝,这个“全形拓”作为传统文化形态,必须被重振和恢复。我们去年做了一个“金相椎痕”这么一个展览,“椎”就是“椎拓”,“痕”就是拓墨之“痕”。“金”就是指青铜彝器,“相”就是器物的外观形象容貌。
“金相椎痕”这样一个展览,是西泠印社有史以来第一次。我想大概也是“金石学”领域有史以来第一次青铜器拓片的大汇展,地点是在浙江省博物馆。展览期间,它成为一个各界热议的热门话题、焦点话题。
那么最后一个呢,是【镌刻】。刻凿技术的考究,追溯与技术锤炼。这个刻碑刻墓志刻摩崖,和治砚刻砚的技术要求,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当时我们在石刻的雕刻镌刻过程中,发现有很多刻工并不懂书法笔意、篆刻刀法的;但他的身份却是工艺美术大师,于是他的刻字书法刻碑甚至刻木刻铜的牌匾,其品质自然会非常差,当然他的作品也会有市场,因为这是一个行当嘛!因此怎么作内行的选择精准就很重要了。记得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他要做一批砚台,材质是歙砚,也不知道他当时找的是谁?然后对方一看,呦,来了个愿出高价的老板、是收藏家,开价特别高。朋友不放心,就要他试刻了一件。刻完了以后拓出来让我看,我说拓的水平已经非常差了,刻的水平还要差!完全没懂书法的笔法和笔意。但是我想:歙砚之中肯定有刻铭文的高手,但肯定不是所有歙砚的工艺美术大师雕砚台刻铭文都行。端砚也应该是同样的情况。淄砚也会有这种类似情况。雕砚台雕得好、不等于刻铭文刻得好。这是两个行当,古人说“术业有专攻”嘛!
记得几轮试刻下来,他努力了好几次,但我说都不对。这样吧你们去找找山东的常宗林,让他抽空试试看?结果呢常宗林这个砚铭(歙砚硬于淄砚很多)。但刻出来一拓,我一看,“嘿!就是它了”!大概有几十方砚吧?也就是说,关于砚铭镌刻,他更专业。擅长雕砚的工艺美术大师不一定能刻得了砚铭文字,当然,以此类推: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篆刻家,也不一定人人都能刻得了砚铭,但是肯定会有刻得好的高手。所以到了研究“砚铭文化”的时候,你对它一定要有一个清晰明确的定位。它就有点像我们现在书法家协会,所有会写毛笔字的人都可以认为自己就是“书法家”一一你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我也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为什么你是“书法家”我就不是呢?你对我的书法有歧视?面对这样的论调,你对他是没法说明解释的。其实它就是一个“术业有专攻”的道理。书法和写毛笔字当然不是一回事;砚铭文字的铭刻和雕砚和镌刻也不是一回事,但并不妨碍有杰出人才在这两方面相融打通。但是相通的肯定是少数,大部分人是不够的。就像刚才我说青田石雕成为大牌的专家大师,你让他在非常光滑的大块砚台或石板上镌刻几个字,可能连这块石头都不一定刻得动,现代社会讲究分工细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淄砚创作展到今天举办了三届了,我觉得今天应该做一次初步的归纳,要给它设一个砚铭的专业底线和基础。你有水平就欢迎你来;但是如果你在砚铭砚刻的这个过程中,并不是专业意义上的行家,那就要有个程度上专业课上的认定;只有这样,我们出手办的好些个事情,才能不断地臻于完善。我们西泠印社举办青铜器的“全形拓”展,都是请最好的专家一起来策划探讨,看看到底行不行?还有哪些漏洞破绽?淄砚铭文砚刻也是一样,这首先是第一步。今天有人玩紫砂壶,有人玩竹刻,有人玩印钮,还有人在玩铜墨盒,这些都有越来越专门的制作和收藏,但也还都有“套路”。现在还有不少水平一般,自己不太明白自己水平高下的乐此不疲在那里玩。但我们希望西泠印社这几年投入的“淄砚砚铭创作”活动要有一流的水平;要让非常懂行的人看了,都是敬佩的。这样才能提到延续“金石学”的高度。
今后淄砚文化尤其是砚铭文化怎么发展呢?从“淄砚”来看,其实就是四个课题。每个门类课题,都可以独立制定标准。
第一个是砚材的品质。这方面端砚最有发言权,认知度最高,没有人不佩服。广东肇庆是最典型的。歙砚也是这样。我问董建他们在黄山那个地方看他们的代表作精品,的确有的在材质上极其罕见而精彩。这只是指砚台的品质。但砚台的品质它是天然的、并不是我们人为倡导的或倡导“砚文化”独有的;它是和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收藏热共享共有的。除非你是优秀专家,对今后“砚文化”的推广负有责任感使命感,故尔我们会考虑到对每一方砚台的品质到底是建立起一个什么样的独特标准。过去完全是老师傅说了算?还是它也可以有一些相对评选客观的标准?或者我们找一些评委让他们评出哪些砚石的品质的确超水平?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学习“书画鉴定”过去真伪都是老先生说了算:徐邦达先生、谢稚柳先生、启功先生、杨仁恺先生他们都是这样做的,但是一旦进入到大众收藏时代,老百姓化几万几十几百万真金白银,去买一方顶级端砚来,如果你只是随口说这个真那个假,他肯定不服啊。因此,名砚材质的客观标准,要通过我们这次“当代砚文化论坛”至少要发声。这个发声不能只是限于行内的。比如在座的王会长说,我是端砚研究会会长,或者是收藏协会会长,但是真正端砚水平的高低,你可能也只有一票,不是你一个人能说了算的,它要有一个客观的、公认的人人信服的标准。一旦成了稳定的标准以后,一定会有一个第三者作为“非利益相关方”来裁定;就像淄砚材质的水平高低,也不能都听常宗林的,因为他的角色在此中还是“利益相关者”,必须找到一个立场相对中立的“裁判”第三者,由他来判断你的砚质铭文对不对?
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私人收藏和市场上一般意义上的用砚为媒介来赚钱流通的世俗做法,也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科学的这样一个标准。
第二个标准,镌刻。我们叫砚铭文化。刻的水平高下优劣。我记得上次我们秦陶主任带队到一个地方考察,他们说陈先生你题的字我给你刻了一块匾,这块匾材料是楠木。他本来是要让我高兴,是好意。但就在他介绍时,我也不好意思驳他的面子。我事后悄悄对他说:“你这是电脑刻的吧”,他愣住了,“噢,是用电脑刻后修过的”。我说:“你这么好的楠木,用电脑刻真是糟蹋了,可惜了”,这个意思,也就是在说即使石头的铭刻,它是一门单独的工艺。我和李部长说:今后是不是可以把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还有其他的红丝砚等等;和淄砚放在一块比一比,哪个流派的砚材和砚铭评选出来的水平最高?比如,端砚的老坑和淄砚老坑有哪些异同?我想只要一有目标清晰的提倡,一定会有行内人跟进来。就像我们做“全形拓”提倡,它以前是没有人顾及,被时代遗忘了。但经过西泠印社的提倡,现在有些年轻人在做“全形拓”,就在四川和陕西一带这里,某一个年轻人做“全形拓”在网上卖,一个月卖出两三张收入上万,竟可以生活得非常好。这样,产业就带起来了:我们这个也是产业呢。现在的时代,正需要一批刻砚、刻帖非常好的专业人士。
记得早年大约20年前,也是在山东临沂,我策划搞过一个恢复刻帖尤其是镌刻传统的大型活动。现在印刷术发达,刻帖原来起作用的复制功能已经没有了。当时是想到要恢复刻石刻帖的镌刻技艺;最后记忆中好像是寻找这个刻碑高手不容易,后来又寻找拓手,也找不到,慢慢就放弃了。所以我们今天以及今后,推广“淄砚文化”,它肯定要强调一个高标准,要刻出高水平的作品来。
某一个制砚或砚铭镌刻专家,究竟有没有真本事?到时候我们要请端砚的王会长来、歙砚的会长,洮河砚红丝砚的专家都来,大家一起来评判。一起看投稿来的砚铭镌刻作品,谁能够排第一?谁只能落选?谁能踏进最后的比赛?都来比一比。作为评委,你要知道你需要看多少砚铭才会有这个话语权,对不对?你不能说我看了十方砚铭你就知道谁高谁低了,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是锤拓,刻得好不一定拓得好。这一次我在淄砚展参展的“百年辉煌”这方砚,第一次给我看的砚铭拓片感觉非常差,我也没太在意,也没转告范正红老师。结果第二次把墨拓图片发给我,那个层次感极强,精拓!所以墨拓或者朱拓,它又是一门专门的技艺学问。这次“淄砚展”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传拓技术的层次感,“蝉翼拓”是淡墨层次的、“乌金拓”是浓墨层次的;或者它里面的某一个小图案,在里面的一个貔貅、一个寿龟等等,局部还可以拉出层次感,这次展览的墨拓钻研,看来做得非常好。
那么第四个就是“铭文”。如果今天我们要对“砚铭文化”做出一个具体规划,那可以分为四个领域。
1)研究【砚质--原料】:材料行不行?
2)研究【镌刻--铭文】:体现在“刻”;
3)研究【锤拓--呈现方式】;
4)最后是【铭文一撰写】:
铭文是什么?铭文是文字的经典啊!我们从做第一次砚铭活动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淄砚在做的每一个环节,还都把握得住,可以推进起来。但“铭文”却是平均水平最低甚至难以把握的。
古代的“铭”是指一种专业性极强的文体,它不是像我们这样,你今天刻在砚台上的文字,就是铭文;它不是这个概念。古代的文体它依大类区分,共有“八体”。
第一个是“表”,大臣、尚书、侍郎上疏给皇帝的表奏。
第二个是“说”,就是议论。
第三个是“纪”,记述、记事。
第四个是“铭”,“铭”是什么?歌功颂德的赞体,一般都是四言,很少有很长的。你肯定不能写一篇赋,砚铭也肯定不能写一篇古风长诗。这就是“铭”的规定性。
第五个是“序”,大家朋友之间相互叙事引介。
第六个是“辩”,辩驳,驳什么什么书,责什么什么书,他是在态度立场上严重的不同意,比如说颜真卿的《争座位帖》,他就是驳,态度是不同意,反对!
第七个是“传”,人物传记叙事。
第八个是“诏”,皇帝下诏。
古代的文体就有这八种。其中:
砚铭之“铭”只能占到第四。如果从这方面讲:目前我们的学问功课,还是做得很不够的。比如我们找个古典文学的专家来看,问:“你不是说砚铭吗?我们看看你砚铭的铭文符合不符合标准?如果看你的铭文,那标准一定是大多取四字断句的,也许会有少数三言五言七言,但一定不是风花雪月,而是以喻物格言励志为题。“铭”一定是这样的。如果发现有很多很多散行错列的句子:如有对联体的;有长短句的;吟风弄月、伤春悲秋;他会觉得你可能镌刻水平很好,但是你却不懂铭文体;这就留下遗憾和缺陷了。
这些都是今后我们要补做的功课。有砚台的质量、砚台的镌刻、砚台的墨拓、砚台的砚铭文字,如果把这些功课做起来了,我觉得我们慢慢会对“砚铭文化”“砚文化”“砚藏文化”开始有一个相对层次丰富的认识。它和一般的砚藏爱好者即收藏砚台并不是一回事,和市场上流通的砚台买卖交易也不是一回事。因为它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高层的关注和对文化品质的追求。
如果我们想要让“砚文化”“砚铭文化”得到一个大的提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要看刻砚的这些名家,他有没有署名的行业习惯?王会长刚才你说过,端砚世界里刻砚的名家大都不署名。不署名,说明你对这件作品少自信,没有作为创作者的主权意识。艺术家写个书法、画个画都要有落款;如果你不落款,说明在我们这一行,其实还没有那种建立在名家群里、有不同层次分布的专业门槛。
这个我觉得要提倡一下。有的工艺美术行业做雕刻的大师,他们凿砚台行;他不一定做砚铭就行,因为他进入不到这个文史、文献和文字中去。所以这个行业,更需要有一些会做砚铭、会刻砚铭的“准文化名人”参与进来。他们只有在文史修养方面要先有一个比较高的定位;这样才会产生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这个方式让我想起了古代的书法史。比如青铜器的铸造,铸造者有没有署名?没有。汉代的碑刻,几百方汉碑,有没有刻碑者的署名?最多一两个!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没有,百分之九十九没有。那就是说,刻碑的人和青铜器铸造的工匠,他其实是没有什么社会文化地位的。没有相应的社会文化地位,你还谈什么“文化”?因此呢,我们的远大目标,是要把“砚铭文化”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书法史里面的王羲之、智永、欧阳询、颜真卿,我的书法作品就是要署名的。要做到这样一个共识的水平,那么这个“砚文化”“砚铭文化”就会真的靓起来。
第二个就是针对市场销售的现实问题。市场销售上看:现在的“砚”,大家都在说是“,文房四宝”必不可少的,但真的必不可少吗?我认为它作为实用工具,那是完全可以退隐的。四项中“砚”是最不关连实用了。但作为收藏的古董、收藏的雅玩赏鉴名目,它可是必不可少。作为实用,你说这一方砚磨一下会非常发墨,现在还有除极少数高端人士,还有几个人去研墨甚至讨论“发墨”与否?我想这个范围极少极小。所以现在如果还在津津讨论一方砚研墨时非常发墨的程度,来决定它的销售市场,那市场早就没了。比如一方砚的砚质,呵气成雾成湿成润;这样一个对砚台的表述,它针对的只是石质之优。但今天收藏界的人已经不会重视这种使用功能了。但若是一方名砚背面有阮元、黄易的铭文,它的市场价值马上就上去了。所以在今后,以砚石材质来断定砚台收藏价值和水平的高低,在大概率上应该要让砚铭的文史和审美价值来替代。砚铭之重,优于砚质。“淄砚”现在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小心谨慎地离开了纯实用的“砚”的旧理念,它已经成为赏鉴品收藏物、成为一个“古玩”之类的爱好物。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继续提升它的文化段位和水平,让它真正走进市场,的确需要改变观念。
如果我看到一方砚本身很好,又看到一个行家比如魏杰岐岖,砚上有他写或刻的铭文,这当然要比同类的其他无铭的砚好。因为他们是有名的篆刻家,有社会附加值。比如崎岖如果有一方题刻落在砚台上,我就觉得这个会比较有收藏价值,肯定要比没有铭文的更有收藏价值。刚才范正红说了,“金石学”就是要有文字啊,要么是要有纹样,要么就有文字?有文字就是意味着后面有文化(范正红插话:陈介琪收藏的青铜器没有不带文字的,所有的器物都带文字)。比如我现在想收藏一块汉砖,歧岖你说你们陕西的一块汉砖,如果砖上有字和没有字,是不是在价格上就区别会很大(歧岖:价值会差别很大,价格也会差别很大)。这就是市场需求。一有了文字,它就有了依据;有可能进入到整个中国的大历史也是大市场。当然只有这一方面还不能。所以“砚文化”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砚的材质的收藏;而是砚文化的综合性的立体多样化的价值体现。
这一次“淄砚铭文展览”我觉得非常好的地方,是每一方砚台的铭文主题规定文字,都是西泠印社名家书写的。而它的砚堂砚凿刻雕饰工艺,我觉得也是做得也比较好,有古意,基本上都有出处,许多都是从参考《西清砚谱》里提取出来的,我猜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在想,今后如果我们的端、歙然后是淄、然后是洮、澄各砚种,各家一起结合起来;我很希望再能做成一个像古代的经典《砚谱》的图典。以前我做过一个《中国印谱史图典》,所有的古印谱在里面都能找到;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那么现在,我们做一个《中国古代砚谱》的分类图典,那就更不得了了。
今后弘扬“砚藏文化”“砚台文化”“砚铭文化”,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我们今天在座的嘉宾,一大半都是西泠印社的名家,大家都提出和关注了一个问题,就是砚上的文字的地位和作用。这次展览砚刻的文字,我觉得无可挑剔;因为它是献给建党一百周年的特定主题性创作活动。当然,你能为建党一百周年写出古代标准格式的铭文,那是最理想的。但这个方面,我觉得在座的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现在这个展览精彩叠出,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但是在今后,在没有特定的家国情怀规定题材之下,我们如果要做“砚铭”,比如说刚才杨剑你在说你自己想要尝试刻砚铭,那我建议,在刻之前,先要学做作一篇标准的铭文,魏杰、岐岖、董建、罗光磊诸位同社,也要这样试试做一篇铭文,看看能不能做出一篇好砚铭。至少就我们现状而言,作一篇铭文比你刻一行铭文,在难度可能还要大得多,因为它是在做文章。
宏观整体的砚文化发展,“砚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后面我们也还会有一些围绕砚文化的探索与研究。我们回去后在自己社团里面还要组织几场讨论。我们初步的设想是,先与淄博构建一个专业文化平台,会和淄博市委宣传部李部长和荣部长进行沟通,因为他们提出的方法思路非常好。当然今后也可以有端、有歙、有其他名品的砚铭创作一起来共同参与。现在这次论坛,还有好几家还没来呢。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的话,我们会在全国范围内的做一场砚铭文化、砚质砚藏文化、砚刻砚拓文化等的研讨展示,更以此来做一些循序渐进的推进工作。这样它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的程度;才能真正提高。要不然,还是小而散式的、小作坊式的自己玩,无法创造出宏大的文化风气。毕竟现在也很少需要用砚,而且大多数人对砚的关注,都不是达到专业收藏级别的;基础比较低。以这样的方式提醒我们西泠印社的同道们,增加一些硏究素材,再开辟一个“重振金石学”的新领域。条件成熟后,还可以组织全国砚文化的评选,把全国各地送件投稿的砚铭作品,做一个镌刻水平制作水平的评比,如果是这样,也就把全国文化界、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到淄博和“砚藏文化”“砚文化”“砚铭文化”上来了。